南京东路与南京西路，一字之差气质有多不同
南京东路热闹喧嚣，南京西路高冷精致，一条路东西两端的差异也恰恰代表了上海的海纳百川。
一年前因为工作单位搬迁之故，每日通勤上班地点从南京东路变成了南京西路。路名虽只有一字之差，街区气质却迥然不同。然而在我心中，“南东”和“南西”难分高下，这种有趣的差异，恰恰代表着海派文化的不同面向。
南京东路是热闹而喧嚣的。人影憧憧，旅行社的小喇叭小旗子小帽子之下，是五湖四海的游客睁大了好奇的眼。哪怕是后面几条小马路，也一样有着热烘烘往外冒的原始力。狭窄的马路大多是单行，没有非机动车道和隔离栏，汽车助动车脚踏车和摇着铃铛收旧货的黄鱼车挤做一堆，并头前行，大多数情况下倒也相安无事。
相比之下，南京西路要显得精巧很多。且不说恒隆和中信泰富里的国际一线大牌冒着生人勿近的冷光，沪上最老牌的日式百货梅龙镇，尽管硬件设施日显陈旧，也依然能提供“适适意意”的购物体验——在一楼中庭购物花车里买点日式小杂货，再到底下一层的简餐区吃一碗拉面或咖喱饭。就餐区附带洗手池，单身食客之间，都识趣地彼此隔开一两个空位就坐。整洁、卫生、与他人保持适当距离，正是上海人待人接物之道在日常生活中的绝佳体现。
但若就此判断说，南京西路要比南京东路“高级”，不免显得浅薄而武断。南京东路虽然略显杂乱，但它是上海开埠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近代以来海派精神逐渐成型、沉淀的参与者，是某种类似“上海之根”的存在。而原初、原始的东西，往往具有粗放、蓬勃的特征。这种深植于骨子里的基因，也造就了今日南京东路的气质。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后，上海依《南京条约》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5年，上海英租界确定西界，即今天的河南中路。1848年，英租界再次延伸至今西藏中路。1851年，麟瑞洋行大班霍格、韦伯等五人共同组织上海跑马总会，在今南京东路以北河南中路以西处租土地80亩新建花园，花园内侧筑成一条跑马道，以供赛马，即上海第一跑马场。不久以后，因为场地狭小，跑马总会在花园南侧外增筑马道一条。因为这条道路是专供赛马使用而筑，就被上海居民称之为“马路”，城市道路称为马路即源于此。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又修筑了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从外滩直抵跑马场。这条马路就是今日的南京东路。
南京东路不仅尊为“马路界”老大，还见证了上海近代史上公共事业、商业、文化等领域诸多新事物的诞生。1865年12月18日，第一次出现在公共路段的煤气灯，点亮了南京东路自外滩至河南中路段。上海老百姓为了一睹神奇的“自来火”，围着灯管看个不停。15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上海成为全亚洲第一个使用煤气的城市。
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人们耳熟能详，每一家百货公司的发家史，几乎都是庶民依靠精准商业眼光和勤勉机警，“走上人生巅峰”的励志故事。而这其中，南京东路，及其所代表的上海，作为一方开放而包容的舞台，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恐怕也是“海纳百川”城市精神的最早渊薮。
甚至连南京东路周边的若干小马路，包括三马路、四马路，也是藏龙卧虎。由三马路（汉口路）、望平街、五马路（广东路）和闸路（福建路）圈起的文化街区域，曾一度云集了《申报》《新闻报》、墨海书馆等文化出版机构，中文印刷业、出版业、报业、铸字业，乃至革命，皆起源于此，并由此推动近代中国文化走向新页。
南京西路的“精致”基因，似乎也早在一百五十年前注定。南京西路原名静安寺路，始建于1860年代，初是上海公共租界越界修筑的一条道路。从20世纪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的十余年间，在上海经商致富的洋行大班们纷纷选择静安寺路兴建大型独立式花园别墅，此后又出现大量公寓和新式里弄。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沿路陆续开设众多商店，渐渐形成商业中心，以高级舞厅、电影院、咖啡馆和时装店闻名。
你看，南京西路在一百年前就是一条为讲究实惠和考究的上海人衣食住行而生的马路啊。
近年来，讲到海派文化和上海文脉，似乎总离不了“西区洋房”、“梧桐树影”和“旗袍名媛”这些意象，崇尚精致、摈弃粗放，成为一种文化上的不自觉。可我始终认为，只有“南东”和“南西”相结合，才能体现城市历史风云与精神内核的全貌。特别是那种生猛的力量感、于喧闹中抓住机会奋力向上的顽强毅力、对新事物新文化的好奇心和接纳度，是今日上海人不应摈弃的精神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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